上级裁判法庭最近新鲜出炉了一个有关学生签证申请人，在过去的申请中曾经有过不诚实陈述而被移民局认定为“欺诈”的判决。案件的结果某种角度来看虽然不算意外，但却带出一些值得讨论或注意的点。
案件的名称为R (Ashrafuzzaman) v Entry Clearance Officer (precedent fact; general grounds refusal) [2022] UKUT 133 (IAC)，申请人化名为A，来自孟加拉，最早是在2019年12月申请英国学生签证。
当时，在申请表上有个问题问A，他在英国是否有家人待在这边，他回答了“没有”。
后来，A被要求参加移民局面试，同样被问及到这个问题时，他又再次回答了“没有”。
直到后来，他都拿到签证要从孟加拉搭飞机到英国，在上机前受到边境移民官员的询问时，他才表示，他其实在英国有个姐姐。
也就是这通操作，使得英国移民局对他的诚信产生了怀疑，并进一步撤销了他的签证。
2020年2月，移民局对A进行了第二次的面试，该面试是针对A之前的“不诚实”使得移民局要撤销他的学生签证有关；因为移民局怀疑了A的诚信，认为他之后在学生签证到期后，可能会想要继续留在英国，而不是在到期前回国。
结果，第二次面试的时候，A在回答是否有家人在英国时，回答了和前面第一次面试不一样的答案，也就是改为诚实告知——他有个姐姐人在英国，并且他的姐姐住在西伦敦。
A想试图说服移民局，他先前（第一次面试）之所以没说，是因为他即将就读的学校位于南安普顿，所以他误以为申请表上的问题是在问，他有没有家人待在南安普顿，他才会回答“没有”（因为他的姐姐是住在西伦敦）。
然而，移民局并没有接受A的说法，还是依据移民法的320(7A)条款，认为A当初是通过“欺诈”——没有能够诚实表明和申请有关的“重要事实”（Material Fact）而申请学生签证；因此给了A拒绝。
并且，该“拒绝”还触发了320(7B)条款的“10年签证禁令”，也就是自该时起的10年内，只要A提出任何申请，该申请基本都会自动遭到拒绝。
之后，A提出了行政复议，里面提出了另一个解释：表示移民局的相关指导文件，对于“家庭成员”（家人）的定义，并没有提到“兄弟姊妹”（A的意思是说，基于这样的“定义”他最初才会回答“没有”）。
然而，移民局仍然没有接受这样的说法。
不放弃的A又继续提出司法审核，表示当初协助他申请学生签证的移民中介告诉他，（移民法里的）家人并不包含兄弟姐妹（Siblings），才会导致他勾选了“没有”——A想要表述的是，因此他当初的回答并不是一种欺骗。
A的案件后来辗转到了上级裁判法庭（Upper Tribunal）。
→ 然而，A案件中的“欺骗”是否为“先例事实”？
之所以这里会突然插进来一个“先例事实”（Precedent Fact）的概念，是因为，在“司法审核”（Judicial Review）的挑战中，通常只限于“基于Wednesbury原则”的重审。
白话解释，就是依据普通公法的挑战/重审，比如法庭所需要审判的，是原来（移民局）做出的决定——该“决定”是否不合理，以及是否存在申请人（当事人）受到的对待是违反程序正义（Procedural Fairness）的情况。
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法庭的存在有点是“更上级”的角色，去审视移民局（已做出）的决定是否合法；这限制了法庭只能去考虑——在当初移民局对当事人做出决定的当下，以及之后的行政复议时，所握有的（当事人所递交的）相关证据（也就是当事人当初申请时所提交的所有证据）。
虽然，也有些案件，是和“先例事实”连结：这种情况下，法庭就需要自行针对“案件本身”去做裁决（而不是像前面所说的，仅对移民局的“决定”去做裁决）。
举个例子：如果内政部基于当事人并非英籍身份而拒绝核发英国护照给当事人，那么当事人“是否为英籍”就属于“Precedent Fact”（先决事实/先例事实）。这么一来，法庭就可以接受（当事人递交的）新证据甚至新证人，来对案件做出裁决。
这种情况下，法庭是可以对该“先决事实”做出重审，并否决掉移民局原来对于该“先决事实”的断定。（比如以上述例子，就是法庭裁定当事人就是英籍身份，因此内政部应该核发英国护照给当事人。）
回到A的案件。
负责裁决的上级裁判法庭法官Blum表示，就（移民局）行使法定权力来看，必须去看移民局行使的“特定权力”是否基于“先决事实”的存在。
然而，根据《1971年移民法》的Section 3，赋予移民局权力去判断（当事人的情况）符合移民法中的哪项条款，以及是否符合（条款中的）相关情况，这包括移民局具有权力去判断相关事实是否成立。
也因此，A案件中的“欺骗”并不属于“先决事实”（因为移民局被赋予权力去基于移民法判断，A的行为是否属于“欺骗”）。这样一来，法庭的权力就不在于去“推翻”A的欺骗事实，法庭只能去审视，移民局基于这个“欺骗”所做出的决定，是否合理合法。
这样一来，答案可以说是已经呼之欲出。法庭认为移民局的决定是正确的，驳回了A的司法审核。
丽莎结语：
其实，针对A的案件，有一点令人稍微惊讶的点是，移民局认为A在英国是否有个姐姐——是个“Material Fact”（重要事实）。
因为学生签证基本和“家庭连结”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而且当初如果A在最初申请的时候有诚实讲出，他的姐姐人在英国事实的话，他的申请是很可能被核准（而不会有后续一连串问题）的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不论A的姐姐是否在英国，可以说对他的申请基本不会造成什么直接的影响。毕竟申请学生签证更重要的，是当事人有没有符合学生签证申请的相关要求。
可是，在A的案件中，移民局却说，当事人是否有家人在英国，可以是个“因素”来判断当事人申请学生签证的“真实意图”，包括当事人未来在英国的课程完成后，是否打算在学生签证到期前，如期离开英国。
有趣的是，事实上目前的英国移民制度，是鼓励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，继续留在英国的，比如说Graduate Route（毕业生签证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毕业生签证的存在，可以说是移民局鼓励持有学生签证的人，在学生签证到期后（以持有其他合法签证的方式）继续留在英国；而不是非要学生在毕业后直接回国（要不然内政部就不会愿意推出给留学生的相关利好政策了）。
其外，在移民局相关指导文件中，针对“Genuine Student Test”（真实学生/留学意图检测）的内容，也没有特别列出有关“当事人是否有家人在英国”的判断因素（虽然，文件中列出的“因素”不等于全部因素，其他没有被特别列出的因素，移民局还是有权考虑的）。
可以见得，对于一个人在移民申请当中所做出的陈述，基于“诚实”的原则是多么重要。就拿上面A的案例来说，当事人是否有家人在英国，看起来和申请学生签证，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连结，有些人可能也觉得只是个小事。
却往往就是因为这样的“小事”，反而最后导致蝴蝶效应，促成了当事人申请上的“大祸”。
或许对于A来说，他当初只是无意撒的一个小谎，却使得他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，恐怕都无法再申请英国签证，否则基本都会被拒绝了。
最后，丽莎还有一点补充。
上面提到的“欺骗”虽然不属于“先决事实”，但若是案件在基于“人权法第8条”的情况下，法庭是可以接受并考虑“新证据”进而推翻移民局的。基于人权所提出的挑战，是属于——即便并非“先决事实”，法庭也能考虑当事人递交新证据的“例外情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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